本報系願景工程推出「為青年尋路」系列報導，希望各界正視台灣青年的高失業問題，為新世代出路迷茫的現象找到解方。此一議題已極為迫切，絕對需要政府和民間、藍營與綠營共同思考面對；否則，下墜中的台灣競爭力，未來五年十年將更無以為繼。
年輕世代面臨「高學歷」而「高失業」的「兩高」窘境，其實是國際間普遍存在的現象。這一方面反映高等教育的供給與需求嚴重脫節，一方面也顯示工作機會的競爭樣態已不像以往僅限於國家疆界之內，而隨著「地球是平的」進程，演化成跨國的爭逐。這是年輕世代必須認知的趨勢：你的競爭對手，已不只是和你一起參加考試的這些人。
在這樣的大潮流下，我們也觀察到台灣就業市場獨有的特殊面向：在一方面，許多需才的企業一直抱怨嚴重缺工；在另一方面，卻有許多年輕人遲遲找不到想要的工作；這和歐洲就業機會不足的情況截然不同。其問題根源，或可從勞委會職訓局輔導青年就業的經驗中發現線索：一，許多台灣青年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麼；二，求職者對於自己想進的行業存有極大的「想像偏差」。
由此，我們不難看出台灣青年就業迷惘的三大病灶，一是年輕人自己沒有做好就業的準備，以致想像與現實明顯脫離；二是教育制度在學生求學過程中未曾提供有效的就業輔導及諮詢，卻在高等教育量產擴充的迷思下，誤導了學生對人生追求的方向；三是歷經刻苦奮鬥的上一代對子女過度呵護，或仍以傳統職業貴賤的想法左右子女的選擇，乃至稀釋了他們的獨立意志。
撇開個人或家庭因素不談，政府如何在施教過程中提供學生更多就業指引和準備，並鼓勵社會和企業為新世代創造更友善的工作或實習環境，毋寧是更關鍵的課題。畢竟，從教育體制著手施力，將比個案經營更為有效。由這點看，台灣教育體制「只管招生、不管出路」的心態，恐怕非改不可。
放眼世界，不少國家的作法可供借鏡。以在歐盟蕭條中經濟一枝獨秀的德國為例，從小學四年級就開始根據學生的表現和性向，進行文理及實科教育的分流；輔以精良的技職教育，打造出層次多元的社會分工。德國只有三分之一的人進入大學，另三分之二的人則在接受專業訓練後進入各行各業，如此務實而符合社會金字塔構造的教育體制，打造出德國經濟不浮誇的持久靭性，自然也有利於減低失業率的問題。
對比之下，台灣偏重高等教育而貶抑技職教育的政策取向，則不僅無法提供足敷國家所需的人才，更對社會價值產生了嚴重的誤導作用，讓年輕世代掉入「高不成、低不就」的深淵。台灣中階人才過剩，高階人才和低階人力不足，就是「量產式教育」最大的後遺症。最近教育部推動十二年國教，開始強調「適性發展」；這個口號來得何其遲，內容又何其空洞。試想，德國學生從小四就開始進行初步教育分流，台灣大學生卻直到畢業還「不知道自己要什麼」，只能選擇「延畢」或「念研究所」以規避就業。高等教育走到這種地步，已形同在耽誤下一代的人生，但國家決策者可有警覺？
這並不是說，大學都必須變成職業養成所或職業介紹所；而是說，教育機構不能自我隔絕於社會現實之外，乃至使自己教育出來的學生不知如何融入社會或為社會所用。不可諱言，近廿年來台灣高等教育已出現「產業化」的傾向，各大學不斷追逐量的擴充與盈餘的增加，包括課程的過度商業包裝。然而，大學所產出的最重要成品──大學畢業生，卻有很高的不良率，有些最後根本無法出售。那麼，這個「產業」的績效何在？
為青年尋找出路，必須多管齊下。政府方面，應在教育制度上強化社會角色與人才形塑的供需均衡；學校方面，應在心理面與資訊面提供學生更充分的就業準備；企業方面，不妨釋放更多機會供學生實習，對於「尼特族」類型的初次就業者則多給予指點與包容；家長方面，請多鼓勵孩子破繭而出；學生方面，則必須積極讓自己作好準備以面對世界。